[摘要] 券商分析报告认为，基础设施的安全畅通是加强贸易、促进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前提，在构建“一带一路”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新常态”下的世界经济有了更紧密的联系，而GDP全球占比超过13%的中国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这意味着，谋求转型升级的中国有可能改变韬光养晦的风格，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建立更多联系，力争实现共赢的良性局面。
“一带一路”两翼出击 再铸丝绸之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11月5日在北京开幕。成立25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支柱合作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在此期间，东道主中国将在会议期间如何推动建立亚太伙伴关系、激活亚太地区自贸区、促进经济创新、改革与增长、开展首脑外交和主场外交等方面的表现令人关注。
记者采访了的多名人士观点，“互联互通战略”将成为此次亚太经合组织上中外高层领导人商讨的核心议题之一。具体来看，“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尤为值得关注，这不仅因为APEC经济体与“一带一路”区域有着极高的重合性，同时这项规划被认为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一带一路”规划获批在即，相关部门和企业已经组织团队在研究，具体规划批复后就可以启动有关项目。“这项规划是我国最重要的中长期战略，这是由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原因决定的。这个规划的推行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历史性的影响。”一名接近官方人士表示，规划很可能就在会议期间颁布。
“一带一路”背后的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后，有关这一规划的解读和猜想就从未停止。直至今年10月，高层领导人的密集调研预示了这一战略启动的加速。
前述的接近官方人士称，中国发展到如今的体量已经不可避免地会与世界各国有更深层次的互动。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必须融合到世界发展的轨迹中来规划。他认为，“一带一路”在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都具有重大作用，是目前最重要的规划。
多名各界人士均对记者表示，这一规划出台的国内背景主要是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大量的储备。“一带一路”不仅能消化过剩产能，同时能在提高自身外汇资产率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具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具备能源和地缘安全意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一带一路”要解决中国过剩产能的市场资源的获取、战略纵深的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这三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一带一路”战略将是我国未来十年的重大政策红利，初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紧接着资源能源开发利用，随后全方位贸易服务往来，带来多产业链、多行业的投资机会。
在这个规划正式发布之前，各个层面的资本输出和企业“走出去”战略开始启动。近期来，不仅监管层对外投资审批的流程大大简化，高层领导人更甘当“推销员”，涉及高铁、能源、基建等的国内企业更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
基建投资前期挑梁主角
最近两年的制造装备业中，中国铁路在世界舞台上可谓出尽风头。墨西哥方面11月4日宣布，中国铁建、中国南车等组成的国际联合体以270亿元中标该国全长210公里的高速铁路项目。这笔被媒体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高铁海外首单”的交易立即全线拉升股票市场，多只涉及到中国在海外基础建设投资的股票上扬。
丝绸之路建设也迎来实时合作伙伴。10月28日，中国与阿富汗首脑会谈举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要议题；11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将访华，预计中巴将签署超过300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合约。
10月份的APEC财长会议间，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被作为重点领域特别提及。外交部长王毅10月29日进一步表示，今年APEC会议主题之一就是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
外交部长王毅称，中方将在会上阐述关于加强互联互通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的看法和主张，为解决亚洲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贡献力量。相信这个会议对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将会产生重要和积极影响。
此外，兴业证券提出，即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G20领导人会议，有望继续重申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倡议。通过债务模式的基建扩张，拉动全球经济对投资者构成一种潜在的拐点性机会。
记者获得的券商分析报告认为，基础设施的安全畅通是加强贸易、促进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前提，在构建“一带一路”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除新加坡外，东盟国家和中亚地区工业化程度均不高，基础设施落后，对管线、铁路、港口、机场、电信、核电等基础设备和能源设备需求量巨大。
据测算，亚太区域未来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潜在空间巨大。国内工程机械等设备企业，迎来拓展海外市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局面。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
尽管中国并非高收入国家，但有分析指出，眼下“一方面是中国的过剩产能和过剩外汇资产，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EME）和欠发达国家（LDC）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发达国家由于自身陷入主权债务的泥潭无法拉动全球增长，于是，中国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成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战略”。
融资渠道护航
在大规模“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系列关系资本输出的金融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到，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2014年10月24日，以中国为首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中国向全亚洲进行资本输出的战略性平台。
在这过程中，中国出资500亿美元，持股50%，主要用于“一带一路”上的铁路公路、通信管网、港口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前有消息人士对本报称，未来会有更多专业金融机构为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
券商分析认为，具有资本优势和产业比较优势的中国，将从中受益。中国的基建产业链企业，将会实质性受益于中国走出去战略带来的需求大增长。
亚行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到2020年，亚洲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建资金。“亚投行初始启动资金在500亿美元，尽管资金量不大，但是个很重要的开头。”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赛门·泰撰文指出。
专家观点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是全世界经济大国当中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大国，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我们出口和进口来源当中占比非常高，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的波动肯定对我们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原来只能被动承受这种贸易伙伴国内宏观经济的波动给我们出口带来的影响，现在可以通过投资、通过在贸易伙伴国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稳定其宏观经济，进而稳定对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的需求。现在我们是有这样的能力，同时对很多新兴经济体（普遍基础设施比较差）和发达经济体也是满足他们需求的一种方式，一种互利。
轨道交通、公路、港口、电厂、电信系统这些基础设施都可以投资，在形式上应该多样化，发掘我们国内的多层次产权市场对海外投资创新的作用，主要是利用股权融资的方式。因为银行融资会有负债率高的麻烦，银行资本有限。
通过投资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不能当做方式，能够货物出口就没有必要直接投资，因为直接投资要承受的风险比较多，而且中国国内的生产能力必须保持在全世界的优势。如果没有这种优势，可能重蹈西方国家自废武功的覆辙。
金柏松（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海外投资能带动我们原材料、机器设备出口的同时，当地增加收入以后，还能够购买我们的产品，形成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状态，而在实体经济和贸易相互循环的基础上，我们的服务业也可以发展，能够拉动我们服务贸易的增长。
要通过国家、企业、经济团体三位一体的配合才可以，国家营造很好的投资环境，例如成立金砖银行，企业按照银行的判断去海外投资产业，经济团体行会、协会在国外进行对接、沟通、协调。此外，在投资基础设施以后，需要扶持当地产业的发展，经济才能够真正崛起，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要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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