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日，全国重点院校湖南大学被曝一次性接收17名外校研究生转入该校就读一事，将“高校转学”这一讳莫如深的话题推至聚光灯下。
近日，重点院校湖南大学被曝一次性接收17名外校研究生转入该校就读一事，将“高校转学”这一讳莫如深的话题推至聚光灯下。
尽管这是近年来高校违规转学被曝光的案例，然而，多名业内人士表示，高校转学“暗箱操作”的腐败由来已久，违规办理的事件并不少见。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流程，信息往往仅封锁在个别经手人和当事人的环节。“其实，湖南大学被曝光的主要原因是规模太大，涉及人员太多。”一位高校管理者说。
大多数人认为，一名高校学生转学，需要经过医生、学校和教育部门等多重审核。那么，在实际过程中转学的门槛到底有多高呢？
医生环节
几乎所有理由都是“患病”，病历造假被称“容易”
教育部第21号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对于大学生转学有明确规定：一是转学对象必须是因患病或特殊困难，无法在所在学校完成学业的；二是必须在同批次的学校之间或高的向低的批次转；三是必须经过转出校、转入校与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意。
在大多数学生看来，突破这些“门槛”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严格的规定并不能阻挡那些有转学冲动的学生和家长。
据调查，有的省区确实在转学上有“例外”，主要是针对父母有重大贡献的子女或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如奥运获得者。不过，这也属于不成文的内部照顾性规定。
有业内人士透露，转学的理由根本不重要，只要申请转学的学校同意接收，学生可以从二本转到一本，也可以从三本转到一本。现在还有专门给人办理转学的中介，一般是教育局的职员，用自己的人情跟权力换点钱花，找他们就像去做个业务一样。
广东某地级市二本院校的一名2013级学生，在选择了经济类专业就读一学期后，挂了4科数学类科目，几乎到了要留级的地步，学生和家长都有了转学的念头。
这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强于文科，先是想转这个学校的其他文科专业，但在学校已经到了预警留级的地步，孩子面子上挂不住，死活都不愿意继续待在这个学校了。“我打听过了，从这里的二本转到广州的三本院校是可以操作的，有关系就行。”
事实上，学生转学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除专业外，还有想回家乡的，想去一线城市的，想跟男（女）朋友在一块的，或单纯对就读学校不满意等。然而，这些学生在申请转学时，所有理由却都变成了一个原因：患病。
记者登录百度贴吧，发现一些转学成功的学生在网上分享经验，数万人跟帖，咨询“取经”。其中常问及的问题便是，什么原因转学可以被通过？回答是：捏造病历。这些“病”包括皮肤病、抑郁症、色弱、色盲、血晕等，甚至还有水土严重不服。
而病历造假被认为是违规转学中容易操作的一环。有学生告诉记者，“有相熟的医生固然好，即使不认识也没关系，装装可怜，磨磨嘴皮子，必要时塞个，给几条烟，也是可以办成事的。”
学校环节
“内部执行”导致权力寻租
本该向社会公布的每年转学人数，实际上却基本无人知晓，都是“内部执行”。记者在广东、上海、湖北等地采访，教育部门均没有给出相关数据。一些高校相关负责人都说，每年转学的人数是很少的，都是个案。然而，有知情人透露，转学生占全体学生的比例确实不高，但数并不少。
不仅这些数字不对外公布，连转学学生的信息也相当保密，参与操作的领导老师都一再交代当事学生“不可对外说”。有业内人士说，这类事情在湖南等地早就暗流涌动，如果不是这次湖南大学这么大规模的操作，而是零星分批实施，或许仍不会被外界发现。
这里面确实存在“不可见光”的情况。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表示：“对于没有关系的学生来说，校内转专业都千难万难；而对于那些背景深厚的学生，则可以无视各种规则，‘挑选’好学校、好专业。显然是践踏教育公平。”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民钢曾经长期负责学校的招生、教务处工作，他表示，学生转学需要层层审批，特别是跨省的转学需要省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还要有接收高校同意，绝非学校可以单独操作。
一些专家分析，高校低批次向高批次“逆势而行”的违规转学之所以能行得通，首先需要转入校与转出校之间达成“互相给面子”的默契。据透露，有一种业内“潜规则”，就是转入校和转出校“通气”后先把学生转过来，后续程序再慢慢走，类似于中学的“借读”或“挂读”。走得通则毕业后拿转入校文凭，走不通再退回去。
广东一位资深教育专家说，自从高考阳光招生以来，教育公平得到越来越好的落实，而转学却给一些“权贵”留了空子。从湖南大学转学事件披露的情况看，这些转学的孩子都是有背景的。
“要搞定转学一事，需要打通的环节不只是学校一家，从我对当前教育市场的判断，至少需要十万八万。”一名曾在重庆某高校办过转学的学生说，学校有关人员直接开口说办转学要收8万元。
教育部门环节
制度设计有漏洞，应推动公开化
按规定，大学转学涉及学籍管理，有学籍变更的情况不仅要经过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学籍信息还要在教育部网站进行更改。但作为大学转学的后一道关——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备案，却往往轻易失守。
专家认为，转学在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漏洞。所谓的转学理由——患病和有特殊困难太过模糊，给了很多人为运作的空间。刘民钢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出台操作细则。
此外，专家提出，应在分析各地转学需求常态的基础上，严格控制转学比例和数，控制转学地区流动和批次流动，防止相关人员沦为被“攻关”的对象。
专家还提出，应推动建立公开公示制度。所有地区每年高校转学的情况要向全社会公示，包括人数、学生姓名、高考分数、专业、转学原因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实行网上申请和审批制度，大程度堵住“暗箱操作”的漏洞。
“学生转学不能成为特权者的专利。”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现在的问题是有转学需要的学生无法转学，而有权有势者则可以违规利用转学这一政策通道“暗箱操作”。目前转学操作的问题，主要是行政主导，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应该明确转学的程序、标准，并有考核和信息公开。从长远看，我国要对考试招生制度进行深层次改革，切实建立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
调查
教育厅官员： 承认儿子转学
近日媒体曝光湖南大学一次性接收17名外校硕士生转入该校就读，他们从排名低于湖南大学的吉首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校转出，公众质疑存在“暗箱操作”和腐败问题。湖南大学通报，决定撤销同意这17名外校研究生转学的决定，并启动调查追责程序。记者了解到，其中部分学生的亲属确为当地教育或行政部门官员。
该校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其中一些学生“为省教育厅、湖大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子弟，没一定关系，普通学生很难从非‘985’学校转入‘985’学校”。
记者根据这17名转学研究生的名单调查发现，学生潘某的父亲是湖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处副处长潘某。26日下午，潘某对记者当面承认17名转学研究生中有他的儿子。
“转学是按照规定程序走的，儿子转学的理由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从湘潭大学转入湖南大学，在长沙方便回家照顾我。”潘某表示，“接受湖南大学撤销转学决定，退回原校。”
学生王某的母亲汤某是湖南省审计厅退休副调研员。记者26日拨通汤某的电话，她以“不方便说”为由挂断。
另据记者了解，17人中有3人是湖南大学子弟：从长沙理工大学转入的朱某，其父是工商管理学院教职工；从湖南农业大学转入的杨某，其母是幼儿园园长肖某；从吉首大学转入的张某，其亲戚是研究生院的高某。
记者26日致电湖南大学宣传部，核实以上5人转学申请原因，未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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